互聯網回收企業在垃圾分類的陽光里舉步維艱
在社區放置三年后，一家技術公司的一個多塵的智能垃圾分類箱被拔掉并移到卡車上。智能回收箱怎么樣?它的下一站是廢物回收站。它成了垃圾的一部分。
這是杭州第一臺智能垃圾回收設備。居民投入垃圾后，可以根據不同類型的垃圾進行評分。其設計和交付意圖是提高生活垃圾的回收率。根據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協會的數據，大約26%的生活垃圾可以回收利用，并可以在重新使用后轉化為資源。
其他城市仍然是新鮮的“互聯網+回收”，這在杭州已存在多年。社區中的智能垃圾收集箱隨處可見。 APP預約回收和門到門回收的情況并不少見。在許多互聯網回收公司的眼中，他們正在開展可再生資源回收的革命：用現代卡車取代小型三輪廢物收集，并取消高質量的機器回收，以取代零星的廢物收集站。
但是，如果將垃圾的回收，精細分類和再利用過程比作人體的消化系統，那么從社區直接回收垃圾的鏈接就是“口”，并將收集垃圾的部分轉化為罰款分類是“胃”，浪費是有利可圖的。企業回收廢物是負責吸收的腸道。
智能回收箱怎么樣?許多回收公司的經驗證明，社區垃圾直接回收利潤微薄，如果回收產業鏈停止，使用更多高科技手段將無濟于事。
那是在2014年3月，在杭州一個舊住宅區的庭院里設置了一個紅色臨時舞臺。舞臺上擠滿了中年和灰白頭發的中老年人。舞臺由地區城市管理部門和街道負責人領導。一位著名的當地電臺主播主持了此次活動，當地電視臺和報紙派出了記者。
當天，吳炳新站在舞臺上，宣布一家科技公司的三個智能垃圾收集箱將進入社區。如果他們根據操作過程投資紙張，塑料，玻璃，金屬和其他廢品，居民將能夠獲得相應的積分：一個燈泡1點，一個玻璃酒瓶5點，洗衣機可以達到16000點，每1000點可減至3元，在社區超市消費。
更有吸引力的是積累的積分也可以被獎勵：每個季度的前三名都可以獲得Apple 5s手機，而且每年的第一名可以獲得使用比亞迪電動汽車5年的權利。
當時，杭州唯一的垃圾填埋場天子嶺垃圾填埋場的垃圾處理能力已接近飽和。每日平均垃圾填埋量超過4500噸，遠遠超過每天2,671噸的設計處理能力。早在2010年3月，杭州就引入了生活垃圾來源分類系統，并在一些試點社區設置了分類垃圾箱，以促進減少廢物。
智能回收箱怎么樣?類似于上海目前的垃圾二分法，藍色，紅色，綠色和黃色垃圾桶是可回收的，有毒有害的，廚房和其他垃圾。甚至普及垃圾分類的公共服務廣告也計劃在電視臺的黃金時段播出。
2010年，杭州開始試點“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圖/視覺中國
不過吳冰心發現，許多小區用于可回收物的藍色垃圾桶從未發揮過應有作用。值錢的紙板、廢舊家電等會被居民賣給廢品回收站，其它的可回收物則與破掉的餐廚垃圾袋、污水、亂七八糟的東西混在一起，即便能撿出幾個塑料瓶，也沾著餿掉的餐巾紙和菜葉。
“一旦在投放中被污染，再利用時就要清理，成本過高。”吳冰心說，遇到這種情況，垃圾中的可回收物也會被放棄，只能和其它垃圾一起送去焚燒或者填埋。
從被浪費的可回收垃圾里，吳冰心看到了商機，注冊成立了某科技公司。她想到的解決方案是啟動激勵措施，希望居民在積分和大獎的鼓勵下，把所有可回收物分門別類投進回收箱。
激勵措施很快見效。從啟動儀式當天開始，附近小區的居民就帶著塑料瓶、玻璃瓶、舊手機來投放了，有些人還特意從親友家中搜刮來了廢舊物品。據媒體當時的報道，有的居民自覺在家中進行垃圾分類，墻上掛著4個分門別類的塑料袋;有的居民每天將飲料瓶沖洗干凈積攢起來;還有人從回收箱里掏出廢物，撕掉別人的條碼，貼上自己的，以賺取積分。為此，吳冰心重新設計了回收箱的箱體——增加高度，縮小入口，讓人伸不進手臂、掏不出東西。
那時，某科技公司是杭州唯一提供智能回收設備的公司，從市政府獲得了200萬元創業引導基金。某科技公司所在的城區也很支持，表示各街道、小區內的設備數量可以增至100臺。
回收企業紛紛入場
借著杭州垃圾減量的契機，某科技公司之后，一批“互聯網+回收”企業源源不斷地誕生，將智能回收箱、回收預約APP等鋪設到了杭州的各個角落。比如曾經從事環保袋生產、銷售的陳斌注冊成立了杭州村口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村口環保”)，開發智能回收設備;做過再生紙制造的王愛華注冊了杭州某公司有限公司(下稱“某公司”)，打算將杭州市零散的小型廢品回收站聯合起來，進行規模化經營。
就連從未涉足回收行業的人也躍躍欲試。一個出身阿里巴巴的創業團隊創立了“9貝殼”，嘗試互聯網預約垃圾回收;P2P團貸網創始人唐軍創立了小黃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主打智能回收設備。
一名業內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2016年至今，杭州有幾十家企業涉足互聯網回收，規模較大的有十幾家。
與眾多企業的滿腔熱情相比，官方對此的態度似乎較為寬松，互聯網回收企業的引入和管理工作被各級政府一路下放。
7月5日，杭州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類指導科科長邵金蔚說，回收企業的引進由各區城管局決定，市級單位不干涉。江干區城管局的工作人員卻表示，企業引進全部交由街道決定，“只要符合程序就可以”。而江干區九堡街道的工作人員的說法是，他們對可回收垃圾的企業暫時沒有全局規劃，由社區自己決定。
智能回收箱怎么樣?缺少統一規劃和準入門檻，讓許多企業參與進了一場垃圾回收界的生存大戰。2019年7月初，新京報記者走訪了杭州市江干區的垃圾分類示范小區——圣奧領寓小區。小區有居民千戶左右，卻容納了村口環保、某公司兩家回收企業。前者放置的是智能回收箱;后者安置的是回收亭，亭下放著塑料回收桶，二者被樓宇隔開數百米。
然而兩家公司的設備都收獲無幾。一名保安說，村口環保的清運車三五天都不來一次;某公司的回收亭里，只有標注著“塑料”的桶里有幾個飲料瓶。
在村口環保的負責人陳斌看來，這種千戶級別的小區回收量有限，養活一臺設備尚且勉強，兩臺就更艱難。“但現在這樣的情況并不少見。我希望社區對回收企業設置門檻、有所揀選，為企業留下更大的生存空間。”
對于陳斌的觀點，江干區的一名社區黨支部書記卻不認同，她認為這種企業互掐的模式沒問題。“兩家企業競爭，誰能提供更好的服務，市場就會留下誰。”
吃不飽，成本高
即便沒有競爭，回收生意也是危機四伏，因為被投入回收箱的垃圾并不值錢。
據某科技公司2015年的統計，開始回收一年多后，排在公司回收前三名的是18.9噸玻璃瓶、6.74噸塑料瓶、900多公斤電池，都不值錢。雖然紙板、舊家電等也有，但數量不多，成不了氣候。
吳冰心推測，像舊家電、紙板這類價值高的廢品，還是被騎著三輪車走街串巷的大爺大媽收走了。他們當面稱重、結賬，回報快，價格也比折抵積分更高。
嘴上吃不飽，付出的成本卻不少。為了讓回收箱里的物品“各得其所”，某科技公司委托了一家大型回收公司負責垃圾清運。后者開著貨車到各小區清理回收箱，把所有回收物送到自己公司的分揀中心內細分類、轉賣，每天收費175元。
“這個成本很高。3臺回收箱收到的廢品，價值還不夠抵償清運費的，只能勉強支付積分兌換。”那時，吳冰心認為只要增加回收箱數量，收到足夠多的玻璃、金屬、廢電池，也能扳回成本，實現盈利。
但2015年回收箱增加到100臺后，回收公司的清運費隨之提高到每天375元，某科技公司內部的運營、設備維護成本也急劇增加，年人工支出已超過百萬元。
吳冰心轉而找到一家小型廢品回收站，讓其負責垃圾清運。對方收走回收箱里的所有物品，把值錢的賣掉，便宜的送去堆填。雖然清運成本下降不少，但這背離了吳冰心的初衷。運用這種方式，智能回收設備對垃圾減量的貢獻，已與“三輪車式”的廢品回收者無異。
2019年7月初，一名小型廢品回收站的老板娘告訴新京報記者，她曾為互聯網回收企業做清運，每箱垃圾收費45元。“把東西拉回店里還得電腦登記，塑料瓶多少、玻璃多少，他們要統計數據，顯示自己的互聯網特點。”
但老板娘無法理解，互聯網回收靠什么賺錢，和自己有什么本質區別。果然，對方付賬的頻率越來越低，老板娘主動退出了合作。“后來另一個回收站接手了，被這家互聯網公司欠了好幾萬，到現在都沒還。”
“其實再生資源回收業利潤微薄，租一間小店、開個小型廢品回收站，騎一輛三輪車沿街吆喝回收紙板和舊家電，這是成本低的運營方式。”一位大型再生資源公司的負責人告訴記者，相比之下，貨車、智能回收設備、寫字樓的租金和大批的后臺開發人員都很費錢，可能讓公司入不敷出。
2014年底，某科技公司將承諾的比亞迪使用權兌成10萬元獎金發了出去，此后再沒發出過獎品。小區附近的超市收不到賬款，陸續停止了積分兌換，居民要走上幾條街才能換到一塊肥皂、一條毛巾。有人找到社區黨支書抱怨，“你看看，我幾萬的積分都沒處用。”社區黨支書聯系了吳冰心，但兌換活動再未進行下去。
停止積分兌換后，居民們的垃圾分類熱情迅速冷卻，來投放廢品的居民也越來越少。曾經泛著金屬光澤的智能回收箱上落了一層灰，旁邊隨意堆放著被丟棄的家電和廢品。
在一些小區，智能垃圾箱還會遇上別的問題。偶爾有居民認為垃圾箱壞了自家門口的“風水”，三番五次投訴，直到設備被社區撤走。有時，物業公司撤出小區，業委會認為機器的安置需要重新討論，就干脆斷電，設備被放進地下室。
另一些情況比較復雜，2019年7月初，杭州市江干區有一臺放置在小區中心地帶的村口環保回收箱不翼而飛，只留下滿墻分類海報和一根外接的黑色電線。陳斌解釋，小區附近的拾荒者或者小型廢品回收站往往需要向物業公司交納每年5000元左右的“入場費”，公司承擔不起這筆費用，物業就把他們的設備藏在角落里。
2016年底，某科技公司的70多臺回收設備陸續斷電，社區黨支書終于找到了吳冰心：“很久沒人往機器里投放東西了，你們要不要找人把設備撤走?”
吳冰心已經心灰意懶：設備你們處理吧。
一步到“胃”的難題
在一些回收企業看來，問題的解決方式在于規模化經營。
“你看這個塑料瓶，瓶身是PET材料，瓶蓋是HDPE，標簽紙是PP。只要能分開、大量積攢，每種材料的噸價都過千元，并不便宜。”王愛華認為，回收企業要想生存、賺錢，不能只扮演消化系統中的“嘴”，至少要將產業鏈擴張到“胃”。只有企業自己完成收購、清運、精細分揀等各個環節，不依靠服務外包，才有可能盈利。
但要想一步到“胃”并不容易，首要條件是有一片合適的分揀場地。杭州市商務局特種行業處處長趙東方說，有些互聯網回收企業資金充足，希望將產業鏈擴張至精細分揀、大量積攢。但當它們開始選址建設分揀中心時，往往遭遇街道、社區的回避和拒絕。
2015年，某公司準備在全市各小區設立固定的垃圾回收亭，同時建立一個大型分揀中心，對收購來的廢品二次分揀：塑料瓶全部切割破碎、壓扁，玻璃瓶打碎，然后打包整理裝車，賣給杭州周邊的廢利企業。
籌劃之初，某公司幸運地拿到了一塊3000多平方米的空地，公司所在的上城區政府同意他們無償使用，未約定使用期限。這片空地之前是個冷飲廠，后來工廠倒閉，建筑拆除，成了一片廢墟。王愛華雇來一臺挖掘機，將廢磚爛瓦和垃圾一車車地清走，露出了原本的水泥地。
接下來的3個月，一座2000多平方米的分揀廠房在荒地上拔地而起。它被劃分成幾十個區隔，吞吐、消化著從杭州各城區收來的可回收垃圾。在這個來之不易的“胃”里，垃圾被分類，壓實，扎成一人多高的方塊，再堆成四五米高的垃圾墻。分類更細、體積更實的垃圾能賣出更高的價格，某公司的虧損隨之減少。在王愛華看來，只要在這里駐扎三年，公司就能扭虧為盈。
然而分揀廠房2016年7月建成，當年12月，區政府就把這塊土地賣了。因為沒交過土地使用費用、也沒約定使用期限，政府派人拆遷時，某公司沒有任何理由拒絕。
再次為分揀中心選址時，王愛華屢屢碰壁。杭州老城區建筑密集，可以利用的荒地、廢廠本就不多。好不容易遇到適合的地點，街道和社區又會出面阻攔，“他們不喜歡有垃圾分揀中心出現在自己的轄區，怕被居民投訴。”
隨后數月，某公司只能放棄分揀，退回只有“嘴”的階段，回收一次虧損一次。直到2018年，公司才在臨安區找到了一處2000多平方米的舊廠房，準備把“胃”重新建回來。
政府購買服務的生機
對于一家公司來說，真正的轉變發生在2019年5月：該公司中標臨安區“回收資源回收項目采購”，并計劃建設和運營數萬平方米的分揀中心，并建立88個垃圾收集。現場。這意味著公司可以獲得660萬元資金，成為臨安區第一家從口到口的功能。
王愛華發現，政府購買服務是挽救營養不良的互聯網回收公司的方法。 “過去企業負擔的設備，運營和垃圾處理成本現在正由政府上繳，對企業的壓力要小得多。”
對此，杭州市商務局特產分局局長趙東方表示同意。 “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不可能完全放開企業的運作。這個賬戶不會丟失，而且會虧錢。因此，政府需要購買垃圾收集相關服務，支持企業成長大。”
在后一臺智能回收箱離開社區兩年后，吳炳新也意識到政府采購服務的重要性。她離開一家科技公司到一家大型國有再生資源公司工作，該公司負責臨安區青山湖街道16個行政村和134個村民小組的衛生，垃圾分類和垃圾處理。
公司通過招標獲得了青山湖街道垃圾收集和衛生項目。從鎮上的清掃車，灑水車，垃圾車到鎮上的垃圾壓縮轉運站和廚房垃圾處理中心，政府付賬。
“新京報”記者走訪了多家互聯網回收企業，發現每個人都對行業發展有共識：在現有條件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獲取大訂單，以擺脫惡性循環低收入和高支出。
“老虎兄弟就是典型的。從2016年開始，Tiger Brothers與余杭區政府合作，在10條街道上進行試驗服務。服務區擴大到該區的245,000戶家庭，占該區的近1/4。在它服務的地區，老虎沒有競爭對手。它收集門口的所有干濕垃圾，每公斤干垃圾支付0.2元。
“在Tiger Brother管理的余杭區，可回收垃圾占回收垃圾總量的20%左右，遠遠高于杭州的平均水平。”趙東方充分認識到Tiger的商業模式。
但政府購買服務可能無法拯救每個人。一位業內人士表示，余杭區政府每戶支付巨額每日1.25元的費用。 “余杭區阿里巴巴是浙江省第一個經濟區，財政收入可觀。每年的垃圾處理費用近1億元。但是，并非每個地區和縣都能承受如此高的成本，更不用說這種財政支出能否持續下去。
智能回收箱怎么樣?自2014年朗盾成立以來，已有數十家垃圾回收公司在杭州注冊。然而，在這個資源豐富的生存游戲中，已經消除了使用互聯網回收橫幅并將資金投入市場的公司。
誕生于2015年，早已放棄了個人用戶。它只為商店提供服務，并收集高價值的紙板和其他廢物。 “9 Shells”自誕生以來一直虧損，并將在一年內早逝;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傳播，價值高達150億元人民幣的“小黃狗”受到工資，金融凍結和機器損壞等負面消息的影響。
現在，只有那些贏得政府招標項目并獲得某個城市或街道訂單的公司才能暫時在市場上建立起來。其他公司，即使他們還活著，也處于危機之中，并且總是擔心陷入高成本，低收入和長期虧損的惡性循環。
“這條線原本是微薄的利潤，隨著社會服務的性質，很難賺大錢。”杭州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類指導科科長邵金偉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