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垃圾分類上，發達國家有什么經驗值得借鑒?
昨天，“新京報”記者從北京市管委會獲悉，北京也將推行廢物分類立法，罰款不會低于上海。杭州智能垃圾桶廠家告訴大家，然而，北京的廢物分類標準與上海的分類標準并不完全相同。它們分為廚房垃圾，危險廢物，其他廢物和可回收物。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啟動。這項管理規定被稱為“歷史上最嚴格的垃圾分類措施”，引起了廣泛的公眾爭論。不按規定分配垃圾的個人(包括從其他地方來到上海的人)或單位將面臨更嚴厲的處罰：個人可以混合200元，企業或單位混合垃圾，最高可以罰款5萬元。
杭州智能垃圾桶廠家告訴大家，一夜之間，互聯網上有很多片段被整理出來。許多網友表示，他們無法理解上海四類廢物分類的區別 - 危險廢物，可回收物，干濕廢物，特別是干濕垃圾的區別。這不僅要求公眾提高環保意識，還要求公眾學會區分生活垃圾的成分，并了解其后續措施。這使普通的亂扔垃圾成為一種麻煩。
如何處理珍珠奶茶?首先，必須傾倒剩余的奶茶;其次，應將珍珠和紙漿扔進濕垃圾的垃圾箱;再次，我們必須把杯子和稻草扔進干垃圾的垃圾箱里;最后，塑料蓋子應放在可回收的垃圾桶里。有網友表示，在未來，為了減肥，不要喝珍珠奶茶。
這些關于垃圾分類的大討論，實際上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要知道，真正推進垃圾分類的落實，不僅需要規則與監督 ，更需要公民觀念的建立與垃圾分類教育的推進。那么，有著相對先進的垃圾分類經驗的國家是怎么處理垃圾的呢?他們的經驗我們是否都值得借鑒? 對于垃圾分類來說，標準應該如何制定更為恰當?
為什么要進行垃圾分類呢?
杭州智能垃圾桶廠家告訴大家，據《南華早報》報道，僅在2017年，中國就產生了2.1億噸的城市生活垃圾，僅比美國少4800萬噸。而據上海市政府的數據，上海的垃圾處理廠每天處理19300噸干垃圾和5050噸廚余垃圾，每天只能收集到3300噸可回收垃圾。據官方的報告，全國物流行業在2016年里使用了超過130億個聚丙烯塑料袋以及3.3億卷膠帶，而其中只有不到20%被回收利用。
而此次“史上最嚴格”的垃圾分類管理條例，雖然給市民帶來了暫時的麻煩，但是若取得成功，讓大家思考并討論垃圾分類，提高環保意識，這將對中國的其他城市帶來非常大的示范效果。
中國處理垃圾的經驗也會對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畢竟如何處理堆積成山的垃圾并不只是中國才有的煩惱。這也是提高中國的軟實力的方法之一。
日本
垃圾分類教育從幼兒園開始
每講到垃圾分類，我們都會首先想到日本。日本是全世界垃圾分類最嚴格并效果最好的國家之一。在日本，塑料垃圾中 60% 得到循環再利用。
杭州智能垃圾桶廠家告訴大家，根據日本的《廢棄物處理及清掃相關法律》，各個縣市區得有計劃地對垃圾進行分類和收集處理。而由于日本不同地區對垃圾的處理能力不同，日本不同地區生活垃圾的分類處理方式是很不一樣的。有些地區的分類的類別有七八種，而有些地方能有二十多種垃圾類別。日本德島縣上勝町的垃圾分類類別是最多的，有45類。而上勝町在2013年通過了“零浪費宣言”，提出在2020年之前實現零垃圾排放，建設不產生垃圾的社會。
不過，一般來說，日本的生活垃圾大體分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資源垃圾和大型垃圾四大類。每一類垃圾必須放入裝每一類垃圾的垃圾袋里，包裝好才能丟到特定的垃圾桶。
假如我們要在日本扔一個飲料瓶，我們首先需要撕下瓶身的包裝紙，擰下瓶蓋，然后洗干凈瓶子，將其壓扁或剪開，再分別放進不同類別的垃圾桶里。若我們要扔一個紙質的牛奶盒，我們也得洗干凈，剪開晾干，然后才能歸為資源垃圾里，否則就是屬于可燃垃圾。
而若住在日本沒有24小時垃圾房的公寓或者獨棟別墅里，我們則要注意扔垃圾的時間。不同類別的垃圾在什么時候扔都是有規定的。而日本的街道上幾乎沒有公共垃圾桶。日本的當地政府會在每年年底給每一家住戶送上垃圾投放的日歷，上面注明了各種類別的垃圾收集日的信息。若錯過時間未扔某個類別的垃圾，住戶只能等待下一個垃圾收集日。
此外，在日本，扔大型垃圾是需要付費的。有的地方的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也需要按體積付費，市民得通過到指定地點買特制垃圾袋來完成付費。還有很多地區的垃圾袋還實行實名制。
杭州智能垃圾桶廠家告訴大家，因此在日本，若居民不按垃圾分類標準扔垃圾，在日本這樣一個“鄰里社會”里，首先可能會引起鄰里糾紛。而這種鄰里之間的監督，是使得這套制度執行下去的原因。而且，為便于監督，日本的垃圾袋只可能是透明或者白色的。其次，根據1970 年日本的《廢棄物處置法》和其后出臺的相關法律，若亂扔垃圾可能會被判處于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最高一千萬日元的罰款。這是垃圾分類制度在法律層面上的保證。
日本的垃圾分類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一開始的時候，日本的垃圾分類標準也較為粗略。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日本的垃圾分類僅分為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到1997年，日本開始實施《容器包裝循環利用法》后，完成了垃圾分類標準的細化，這種分類規則沿用至今。至今以來三十余年成效卓著，這也使日本成為年人均垃圾產生量最低的地方。這還得歸功于日本的地方政府長年累月地通過各種渠道，向民眾普及垃圾分類的知識的宣傳。
此外，日本的垃圾分類教育從幼兒園的娃娃就抓起了。在小孩上小學高年級時，他們還會被邀請去當地參觀垃圾焚燒廠，去了解不同類別的垃圾會影響垃圾焚燒的轉化率和資源回收的再利用率的情況，以增強其環保意識。這些日積月累的觀念教育是垃圾分類制度得到有效實施的保障。
德國
垃圾費按量收取
德國是最早實施垃圾分類的國家。在 1965 年，聯邦德國各市便成立垃圾處理中心。在1972年，德國就出臺了《廢物管理法》，關閉當時不合規范的填埋場。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目前德國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高達 65.6% ，資源化利用率高達88.2%，是世界上垃圾分類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
杭州智能垃圾桶廠家告訴大家，德國的生活垃圾通常分為以下五大類，分別裝入不同顏色的垃圾桶——廢紙、玻璃容器、包裝材料、可降解的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此外，碎玻璃、大件垃圾、有毒有害或電子廢棄物得投放到專門的回收站內。與日本不同的是，德國的垃圾分類沒有像日本那么詳細，而垃圾被初步分在這些大類里面，將再由專業人員進行更細致的再次分揀。
德國的飲料容器實行押金退還制度，這是非常具有特點的。目前在德國出售的塑料包裝的飲料和易拉罐都有0.15到0.25歐元的押金，這些押金包含在消費者的購買價格中。該押金要在消費者將空瓶歸還超市的自動回收機后才可退回。除飲料容器之外的包裝垃圾，德國則實行了“綠點”回收制度。
《棄物》，作者：(美)布萊恩·蒂爾，譯者：劉欣玥，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1月，關于垃圾的文化隨筆。作者說：“如果說‘垃圾’是這本書的討論對象，那么其背后真正的主體其實是欲望和時間。”
“綠點”商標許可證在減少廢舊包裝材料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也意味著德國的生活垃圾回收體系在走向市場化和產業化的道路。每個有著“綠點”商標許可證的包裝的生產商、運輸商、代理商和銷售批發商都得向“綠點”公司
(DSD)
支付費用，其費用用來支付這些包裝垃圾的處理。這使得許多企業為了少給“綠點”公司費用，會優化其產品的包裝。而普通消費者將印有“綠點”標志的包裝垃圾扔進專用垃圾箱，就可以享受免費清運。這種“二元回收系統”，使得德國近幾年包裝廢物的回收維持在 75% 以上。
杭州智能垃圾桶廠家告訴大家，此外，德國有著健全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其中，有關垃圾處理的核心法律是1996年的《循環經濟與廢物法》，這是其垃圾分類制度的法律保障。如果垃圾分類不到位，根據2015年生效的《循環經濟法案》，拒絕履行者將處以30歐元到5000歐元的罰款，且信譽也會受到影響。
與日本類似，每年年初，德國的當地政府會將新的《垃圾分類說明》和《垃圾清運時間表》投到各家郵箱里。其不同的垃圾清運的時間也不同。在20 世紀 90 年代初，德國人就將條形碼技術引入到垃圾分類管理中，實現了城市綜合性區域垃圾分類的精準溯源。此外，德國各地還有“環保警察”，每天巡邏進行監督。而德國的垃圾費更是按量收費，所以許多德國家庭和小區的垃圾箱還都上鎖，以防有別人家的垃圾扔進自家的垃圾箱里。
當然，德國人的環保意識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中，德國政府和民間的環保協會對民眾的宣傳活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與日本類似，德國人從幼兒園就開始接受垃圾分類的教育。健全的法律保障、行業內的監督、產業化、市場化的處理方式、以及政府與教育機構的環保宣傳，都是德國垃圾分類取得成就的原因。
垃圾分類標準越細越好嗎?
在中國近代史的語境中，這種深入民眾生活規范的文明教化運動，都享有一個共同的譜系。在深町英夫的《教養身體的政治》里，他回顧了蔣介石在1934年發起的一場旨在改造中國人日常行為的新生活運動。
在新生活運動里，蔣介石主張，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道理就在“家常便飯”之中。他由此想樹立“規矩”和“清潔”，改變當時中國人的不恰當的餐桌禮儀、亂丟垃圾、隨地吐痰等“不文明”的行為。這些規矩非常廣泛，囊括了生活的各方各面。
而在當時，國民黨政權正面臨內憂外患，深町英夫很好奇，為何國民黨政權會發起如此碎屑的啟蒙運動?國民黨政權何故且如何干預、介入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當時胡適批判這場運動并不能解決國民正面臨的緊急而重大問題，是一場有著非民主傾向的政治運動，而其本應該是要通過教育，而不是以一種政治運動的方式。而且當時中國談“文明”的經濟水準也過低了。而胡適對這場運動的批判，我們在未來也能找到類似的回響。
杭州智能垃圾桶廠家告訴大家，深町英夫認為，像1952年的“愛國衛生運動”、1958年的除“四害”、1981年的“五講四美”、 還包括新世紀以來像“自覺排隊日”，反思“中國式過馬路”等，都在“新生活運動”的譜系之下。民眾的日常生活瑣碎的小事被政府賦予了“文明化”的宏大意義，是擺脫在國際秩序上落后地位，實現與西方“現代文明國家”平起平坐，甚至引領潮流的愿望的舉動。而類似胡適對這種“教養身體的政治”的批評，也出現在今天的輿論場中。
在FT中文網上，李牧之認為，上海的垃圾分類政策，形成了簡單的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并不是基于居民一致同意的產物。垃圾分類雖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其分類標準直接影響居民的垃圾分類成本。而由于低收入的拾荒者因各種原因的退出垃圾分類，居民承擔起垃圾分類的任務。而由于如何分類理念并沒有那么深入人心，街道干部和志愿者還得對居民家庭扔垃圾進行不斷的監督，甚至包括使用高科技如人臉識別進行監控等。財政必然要為此大量補貼，才能讓這個系統運轉起來，這無疑提高了政府管治的成本。
杭州智能垃圾桶廠家告訴大家，而日本垃圾分類之所以做得好，是因為首先他們通過從小的教育，在觀念上就達成了共識。若政府、企業和居民的利益沖突，日本還有民間組織來平衡各方利益，居民自治會對上與政府、企業對話，對下解釋政策、宣傳教育。盡管如此，日本垃圾分類的經濟效率并不高，除了家庭垃圾分類的時間成本之外，日本每個地區自己的垃圾自己處理，這要求每個地方都有垃圾處理廠。但這樣缺乏規模效益，處理起來也不經濟。
梁文道在其《八分》節目里也表達了類似的質疑。如此細致的垃圾分類需要居民能夠付出足夠的時間成本和生活成本。而且，垃圾分類的背后需要一個極為龐大且復雜的物流和垃圾分揀系統支撐，若大家發現自己辛苦分類的垃圾，最后一起被隨意處理了，那么我們垃圾分類也是枉然的。
在日本和德國，廢物分類與環境意識的提高有關。德國人更多地依靠自給自足來進行廢物分類而不是行政執行。梁文道認為，日本的垃圾分類模型不一定值得學習。日本的廢物分類非常詳細，與日本強大的統一國家學科密切相關。仔細使用這種廢物分類也值得懷疑。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看，分類越詳細，它將花費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就越多，物流的碳排放量就會增加。不值得的蠟燭。
杭州智能垃圾桶廠家告訴大家，相比之下，梁文道尊重德國和美國等國家的做法。他們只需要人們將垃圾粗略劃分為幾類，然后將垃圾運送到專業垃圾處理運營商手中進行進一步分類，效率更高。高，排序也更準確。這個勞動密集型產業實際上創造了一個產業和新的就業機會。在日本，由于老化導致人力資源嚴重短缺，這種垃圾分類可能不經濟。但在中國，這種廢物資源的回收實際上為許多底層人民提供了工作和重要的收入來源。當然，問題在于它們所處的環境可能不安全。這需要在后端廢物分類和回收行業中提供相對完整的安全標準，以保護其安全。
此外，除了頂層設計的自上而下設計外，從居民的角度來看，居民參與垃圾分類也非常重要。在新聞報道中，在垃圾問題上有10年經驗的郝立瓊認為，由于居民的安置和垃圾車不在同一時間，居民從來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好垃圾，他們有已被分類和清除。如果居民在他們自己的分類中看到的垃圾被單獨刪除，這個問題很難消除。因此，“看到”廢物處理場所的過程也是教育，理解和參與居民的過程。這也是培養居民環境意識的過程，也將促進廢物分類系統的實施。這條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